万物的签名: 论方法

对方法进行反思，对阿甘本来说意味着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警惕：它是一种执着的思想形式，它的途径，是暴露、检视和阐明那依然晦暗、没有形成主题、甚至没有被说出的东西。因此，保持考古学意义上的警惕，也就是回归、甚至发明一种与一个“由相似和交感、类比和对应的密网支撑起来的世界”相协调的方法。阿甘本在这部简短却密实的著作中提及大量的作家和主题，这是为创造一门符号学或者说解释学而进行的探索的范例。本书是阿甘本对三个有关方法的特殊问题的评论：范式的概念、签名的理论，以及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这些概念是阿甘本以跨历史的方式、从跨学科的视角仔细建构起来的。在文本中，阿甘本始终在致敬米歇尔·福柯，他重新思考并有效地利用福柯的方法，来重新表述他剔出的这些概念的逻辑。l意大利哲人阿甘本是当今世界的优秀学者之一：其著述跨越政治哲学、法理学、神学、本体论、艺术、语言、美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他的博学广识以及他对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获得了许多同代思想家的由衷敬佩，包括拉克劳（ErnestoLaclau）、奈格里（ToniNegri）、齐泽克（Slavoj?i?ek）等大家。l本书是阿甘本关于方法的回溯式反思，包含了对三个有关方法的特殊问题的评论：范式的概念、签名的理论，以及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l阿甘本在这部简短却密实的著作中谈论包括马塞尔·莫斯、恩佐·梅兰德里、马克·布洛赫、乔治·杜梅齐尔在内的大量作家和主题，这是为创造一门符号学或者解释学而进行的探索的范例。《纽约时报》所做的关于TheOrderofThings（中译本名为“词与物”）的访谈之中（1971），福柯曾充满嘲讽地明确提醒到，其考古学方法的来源是康德而非弗洛伊德，即便说“康德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时髦”。甚至即便在考古学阶段之后，在福柯思想的后期，康德也曾经屡次在关键时刻再度浮现，比如1972年与意大利新康德主义者乔诺·普雷蒂（GionnoPreti）的论争，1978年的《什么是批判》，1984年的《什么是启蒙》等，皆为明证。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尼采是福柯著作中的明显主线的话，那么康德则构成了游荡于其思想迷宫深处的时隐时现的幽灵。但康德与考古学的关联也必须从文本和义理这两个角度来深入阐释。首先，除了“哲学考古学”这个形式，“考古学”这个用法确实在康德文本中明确出现过数次1，但要么是片段、要么是注解，都不能说与康德的哲学体系本身之间有多少实质性关联。就阿甘本所援引的“哲学化的哲学史”（philosophizinghistoryofphilosophy）这个简短的段落而言，也仍然局限于empirical-transcendental的康德式区分，将“哲学考古学”归于人类理性的官能，进而与“历史知识”（historicalknowledge）的经验性研究区分开来。仅就本段论述而言，我们实在看不出康德的哲学考古学与福柯的考古学方法之间到底可能发生何种真正联系，尤其难以领悟阿甘本所强调的archē这个关键要点在康德那里的呈现。Archē当然不能等同于编年史意义上的origin，但它所指向的“当下”显然也绝非是康德式的“哲学考古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毋宁说，与康德的“哲学化”考古学为接近的理应是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