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1960年开始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由于文中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奉上级指示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采用内部书的形式开始翻译出版,同样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仍能激发我们新的思考。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生活在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有时却不得不对爷爷负责。也未必能依据孙子们的行为来判断爷爷的是非。前几年,我在《世界报》上读到过一篇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和曾孙们的文章;他们大约有八十个,散居在全世界:一个是美国军官,另一个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三个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经理人。诗人费特,即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申欣,除了写过不少好诗而外,还在卡特科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他揭发虚无主义者和犹太人,说这些人是邪恶的始因。费特的外甥普津告诉我,诗人在去世前不久,从一封信——自己亡母的遗嘱——中得知,他的父亲是汉堡的犹太人。有人告诉我,仿佛费特曾留有遗言,要求把这封信和他葬在一起,大概他想对后代人掩盖有关自己那棵苹果树的真实情况。革命以后,有人开棺找到了这封信。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种氛围内,那儿主宰一切的是打后脑勺、脚踢、吃拳头、挨耳光等等,但是,说老实话,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使我养成用拳头打人的嗜好。我从没有打过人。”屠格涅夫把自己的女儿彼拉格雅改名为波林娜,并把她嫁给了玻璃厂厂主加斯通?布留艾尔,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麻烦事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到了酬劳,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会幸福的。”(随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就动笔写《烟》,其中表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痛苦。)我现在怀着热爱回忆起我的双亲;但是,回首过去,我不禁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我母亲珍视许多传统的东西:她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敬畏上帝,不敢直呼其名,他们也敬畏那些只有收到丰盛的祭品才不会索取带血的供物的“神灵”。她时刻不忘上天的最后审判日,也不忘人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的父亲属于力图脱离犹太区的第一代俄国犹太人。祖父因为他进了俄罗斯学校而诅咒他。不过,祖父的脾气一般来说是很暴躁的,所有的儿女都被他一一诅咒过;然而快到暮年时,他明白了时代是反对他的,于是和被诅咒的子女言归于好了。如果说祖父是苹果树,那么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却飞向了各个不同的方向。我的一个伯伯发了大财;他叫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哈尔科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伊利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被监禁在卢基扬诺夫监狱,后来迁居巴黎,在那儿从事绘画,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被白军打死了。拉扎尔的弟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伊尔库茨克,是基辅巨贾布罗茨基某一企业的雇员。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轻佻的人,他盗用了布罗茨基的钱财,潜逃到美国,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挑衅多于求恕。布罗茨基勃然大怒,在许多报纸上登载了悬赏缉拿的告示。我当时正在巴黎,那些幻想借追捕在逃的爱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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